全媒派：疫情、网暴、歧视：新闻工作者的心理防线都是被什么给击破的？

谈及记者编辑们的心理问题，国内和国外有一些差异，同时也有许多相似之处。比如，都要追着热点跑，都有可能因为一篇稿子或一条视频处理得不好而被骂，都要不定期经受着找不到题、写不出稿的焦虑与痛苦。

疫情之下，心理阴霾

还有记者表示，自己这次不再能像以往那样置身事外地做一个冷静、客观的记录者，因为自己当下正在报道的疫情新闻与自己本人、朝夕相处的家人、亲密无间的朋友都息息相关。这些他们亲笔写下的种族歧视、经济下行、疫情肆虐的报道，不仅仅只是“我们”在报道“他们”的故事，而恰恰也是“我们”自己当下正在经历着的糟糕的一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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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心理问题显然无法完全归咎于疫情，这其实是该行业里的老问题。在全媒派2020年发布的一篇研究媒体人与抑郁症关系的文章中，几位国内媒体人或自由撰稿人都提到了在采访得不到突破、同题落后、陷入纠葛或深入见证了一些负面事件时的情绪困扰。在国外，这种情况同样存在，即负面情绪与心理创伤往往是在日常工作与生活中逐渐积累而成的。

共情者的代价：替代性创伤

Jack Herrera是一名自由撰稿人，也是Politico Magazine的特约编辑。在去年的一次心理治疗中，当治疗师告诉他“在经历替代性创伤”（一种与创伤幸存者相处后表现出的继发性创伤症状），这时候他才意识到自己的心理真的出现问题了。

他过去一直将职业生涯大部分时间精力都用在了报道难民与移民的故事上。因为报道主题的特殊性，他会长年累月地与那些经历过暴力与不公正待遇的人们进行深度而密切的接触，而富有同情心的天性又会让他对这些苦命的人们所经历的苦痛与挣扎感同身受。

“我根本做不到看着人们经受苦难却冷漠地置身事外——因为新闻采访的过程绝不是记者只用静静地听别人讲述自己的故事，并且只把这些人看作自己即将引用的某个信息来源。因为我无比清楚地知道：我面对的不仅仅是一个可用的信息来源，并且还是一个活生生的人，而就是这个正在与你交谈与相处的人，正处于绝境与危险之中。”

达特新闻与创伤中心统计了曾经接触过创伤事件的记者比例，统计结果显示一共有80%-100%的记者接触过事故、战争、灾难、暴力等创伤事件或场景。而不断接触创伤或者与经历创伤的人相处会让他们逐渐积累起精神压力与负面情绪，那些天生善于共情的记者们更是深受其扰。

从网络暴力到死亡威胁

值得注意的是，女性往往比男性遭受了更频繁也更严重的伤害行为。电视新闻从业者Sardarizadeh透露，他的7人团队中有4名男性3名女性，尽管他们在工作中做着一样的事，但女性所遭遇的伤害要更加严重。他还提到，有一名20岁出头的女性同事甚至还遇到上班路上有人在路标上写下“我们正在监视你”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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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且，Sardarizadeh团队所报道的对象就是那些持有较为激进和极端观点的人，所以他们团队遭遇的侮辱与伤害仍然在不断升级。虽然记者的确是一个容易遭遇误解与批评的职业群体，但他认为某些人的所作所为已经超越底线。Sardarizadeh无奈地表示：因此，新闻业优秀人才正在严重流失。

边缘群体记者的特殊困境

Anna Kook是一名来自韩国的制作人，她主要做与亚裔美国人社区相关的报道。近年来，种族主义对于亚裔美国人群体的敌意与攻击愈演愈烈，Kook本人也曾经在地铁上遭到过种族歧视，这些不快的遭遇让她更加坚定了继续以自己的方式讲述故事的决心：“我只是觉得，如果我保持沉默，如果我不继续报道亚裔美国人群体，那么就没有人会去做这件事了。我会感到做这件事是我的责任。”

位于洛杉矶的黑人独立记者Lexis-Olivier Ray在报道流浪汉议题以及弗洛伊德之死引发的抗议活动时也经历了类似的心路历程。他经常觉得自己做的还不够，并且觉得自己还应当为这些人们付出更多。去年夏天，争取种族公正的抗议活动行至高潮之时，他往往会工作到凌晨2点甚至3点，然后只休息短短的几小时就立马开始新一天的连轴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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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ay也曾因为自己的黑人身份在报道时被警察袭击，他不得不选择暂时停下报道休整自己。这一选择让Ray陷入了新的纠结与痛苦，“就这么放弃报道选择离开，实在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参与抗议活动的报道会让我充满能量与激情……我无法就这么眼睁睁看着像自己这样的人被暴力对待、被警察杀害，而什么都不做，这对我来说太难了。”

一个难以启齿的健康问题

尽管早在疫情发生之前，记者与编辑们就已经在自己日常的职业经历中与内心的焦虑、痛苦、自疑等负面情绪进行了一轮又一轮的缠斗，但在明面上，心理健康问题其实仍然是新闻行业的一个“禁忌”话题。

可以试想一下，假如一位记者对外界承认了自己正在遭受某种心理不健康状态的困扰，其往往会就此失去承担重要新闻选题的机会，以及被同事与上级领导等认为是较脆弱的、缺乏能力的、不够坚韧的，因为这与职业记者应当表现出来的专业、克制、冷静、理性等特质格格不入。

可想而知，在精英氛围浓厚的新闻行业，那些职业自尊心与认同感较高的记者与编辑往往会选择“打碎了牙齿往肚子里咽”，不愿意对外承认与倾诉自己的心理健康问题，尽管有时他们已经被折磨得心神不宁、神经衰弱、疲惫不堪。

而对于新闻媒体来说，要解决记者们的心理问题则意味着工作进程的推迟、运行成本的增加、岗位职责的替换等，这在一定程度上也影响了机构对类似问题的处理。

另外，心理援助资源的匮乏也让新闻行业的心理不健康状况日益恶化。接受路透社调查的记者中只有一半多的人曾经接受过专业的心理咨询，可想而知，对于那些小型媒体的记者或自由撰稿人来说，他们获得专业心理援助会有多难。

至暗时刻，如何度过？

积极自救，建立屏障

记者Karen Ho向我们分享了她的心态调节策略。首先，不要一直漫无目的地逛各种社交媒体，感到疲惫的时候就关掉APP去睡觉。其次，专注做一些事情也能够帮助我们抵御负面情绪，比如锻炼、做饭等。就这样每天投入地做一件小事，一次只做一件事，专注其中，感受当下生命的美好与治愈。

Herrera提到，当在报道自己非常关心的议题时，他就会时刻告诉自己：“没有人能够凭借一己之力就彻底解决这些问题，但我确确实实在为解决问题出力。我会认真地、尽力地完成我的报道任务，这就是我能够为这些人做的事，也是我应该做的事。”

为自己建立“心理屏障”，清晰界定自己在这件事中应当尽到的一份责任，这种思考方式能够让记者们始终保持思路清晰，保护自己不被报道对象所带来的负面情绪过分困扰。

信任同事，互帮互助

在必要的时候，依靠同事也不失为一个好办法。

Kook本想继续报道警方开枪打死19岁亚裔美国男孩Christian Hall事件，但之后她决定先把工作的事情放一放，开始关注自己的心理健康问题。Kook说：“这次我决定先停下脚步，休整一下，把报道的事从个人生活中放一放。把这次的报道任务交给我的同事，并且信任他们可以做好这个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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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群体内的社会团体也能够建立起互帮互助的安全网，比如亚裔美国记者协会、黑人记者协会等这样一些组织，还有一些非正式的小组聊天活动也能够让记者释放自己的负面情绪，寻求恰当的群体支持。

未雨绸缪，组织担责

“我们从来不会把那些没有防弹衣的人送上战场，并且对于那些即将走上战场的人来说，身体安全培训十分必要”；那么同样，对于记者来说，把他们送到各种可能伤害他们心理健康的场景之前，对他们进行心理健康培训也同样具有重大意义，从组织层面帮助他们穿上“情感防弹衣”是新闻媒体机构应当负起的责任。

媒体机构也应当对于可能存在的风险未雨绸缪。在将记者派遣到冲突、灾难、战乱等典型的高压环境前，做好风险评估是非常必要的。媒体机构应当积极主动地与记者们深度沟通，了解他们的工作困难，重视他们在各种糟糕情境下的想法与需求，让他们对即将要承担的工作具备基本的心理预期。

在做好充分的信息收集与深度沟通之后，新闻媒体应当为这些在新闻现场“冲锋陷阵”的记者们提供相应的设备工具以及个人保险，来最大程度地确保他们的安全。总而言之，媒体机构应当确保为记者提供“从出发前到返回后”全过程的组织支持。

“情感防弹衣”的制度性建立将对新闻业的发展大有裨益，因为组织资源将充分投入到增强记者们的适应能力、为他们提供安全保障、培训心理健康知识等处，并在全行业各层级都建立起一种全新的、更为健康的职业文化。

【今日互动】

新闻从业者的心理健康问题，可能也普遍存在于各行各业，你在工作或学习中是否也会遭遇一些心理上的“至暗时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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