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媒派：面对抄袭，除了唾弃，只剩下无能为力？

十一假期期间，“成都MC浴室”冲上微博热搜，但在传媒圈，比话题本身更热闹的是衍生出的一起疑似抄袭的争议事件。

《常识》发布的声明文章截图

事件至今已经过去半月，似有“烂尾”迹象，对于疑似的抄袭洗稿行为，始终没有明确说法。

争议背后，即便抛开当事公号是否存在抄袭事实这条线索不谈，也仍有很多问题值得深思。譬如，出于种种原因，无论是国内还是国外，许多疑似抄袭事件都很容易成为悬案，最后不了了之。

那么，世界上是否存在典型的抄袭者？抄袭或洗稿背后都有哪些原因？为啥人人唾弃的抄袭，会不断被人模仿乃至变本加厉？本期全媒派（ID：quanmeipai）找了一些国外知名案例，和你聊聊抄袭洗稿的那些事。

抄袭者画像

抄袭事件的层出不穷，为人们树立了许多经典的抄袭者形象。例如耍小聪明、职业道德低下、精致的利己主义等等。在人们的印象中，抄袭者都是追名逐利的，一旦被揭发，肯定是要身败名裂的。这些当然非常典型的现象，不过，抄袭本身是一件复杂的行为，特别是在新闻行业，一个记者变成一个抄袭者，可能有各种各样的原因。

Poynter的记者Craig Silverman总结了传媒圈里几类常见的抄袭者画像。

对规则缺乏正确认知的抄袭者

这种抄袭者常见于初入新闻行业的记者或者学生记者群体，他们将抄袭视为工作流程中“正常”的一环。这些抄袭者的抄袭行为开始得很早，并且会很频繁。对于这部分群体而言，常见的抄袭原因是，对非自采信息的引用缺乏正确的理解，对实践操作中的新闻伦理存在误读等。

极度追求虚假高水准的抄袭者

还有一类抄袭者常为年轻、富有野心的记者，他们通常是为了应对繁重的工作或者面对复杂选题而选择“取巧”。

2003年之前，当时的《纽约时报》记者Jayson Blair被视为新闻界冉冉升起的一颗新星。然而，2003年，《圣安东尼奥快报》的一位编辑发现，Blair的作品和该报记者Macarena Hernandez的早期作品存在着惊人的相似之处。随后，《纽约时报》对Blair进行调查，结果显示，在他的73篇报道中至少有36篇存在抄袭、捏造等问题。因丑闻辞职后，Blair的名字一度成为了“抄袭者”的代名词。

在业内，这种抄袭现象也最令人不安。它指向了一个更深层次的问题：互联网时代的各种内外压力，是否催生了更多的抄袭现象？这些令人惋惜的抄袭者，是天生的还是被创造出来的？

图片来源：图虫Premium

灵感“枯竭”的抄袭者

这一类型的抄袭者，通常是因缺乏新鲜的思想、观点或者材料而转向抄袭。他们从别人的文章里窃取观点和思路，并作为自己的作品组合、打包、传播。Hiroshi Kobayashi就是一个典型案例，他坦白说，每当自己写不出新的评论文章时，就从其他报纸的文章里寻找观点。

与Kobayashi直率的解释不同，前北爱尔兰政治顾问Steven King为自己的抄袭找了一系列理由：“工作压力、因精神疾病几乎被摧毁的婚姻、伴侣的突然死亡……”但是，无论是写不出、想不到，还是其他原因，都无法为抄袭披上合理化的外衣。

抄袭者人人喊打，为何还是层出不穷？

对抄袭的评判标准不统一

记者们都会谴责抄袭，但是在个体的新闻实践中，由于对非自采的信源内容引用标准存在分歧，人人都有可能成为潜在的抄袭者。佛罗里达大学教授Norman Lewis和宾夕法尼亚州立大学教授Bu Zhong的一项研究结果发现，记者对信源引用标准的不同理解，能有效解释部分抄袭发生的原因。

比如，《华盛顿邮报》的采编政策明确规定，“对其他媒体报道的引用必须完整准确”，但是研究表明，记者们并不会严格遵守规定。从更大范围来看，大约四分之一的受访记者表示拒绝“好的报道需要完整介绍信息来源”这一理想化程序。记者们并不愿意在自己的报道中指明，这篇文章其实借鉴了同行的报道。他们更愿意采用“据报道”这样的模糊表达，从而为一种“虚假的原创报道”提供了创作土壤。

记者对新闻操作实践理念的理解，也存在个体层面的灵活性。对于在截稿日期下从事原创报道的记者而言，需要在文章完整性和速度之间进行平衡乃至是取舍。那些认为原则具有伸缩性的记者，更有可能放弃对信源的完整介绍。此外，广告收入的急剧恶化也助长了“少花钱多办事”的风气。

虽然绝大部分记者认可要注明完整的信源出处，但在具体实践和细节中，却出现了巨大的不一致性。显然，在记者们愿意统一定义、采纳引用标准前，抄袭这种行为不会得到根本扭转。

内外环境改变催生抄袭

与新闻业抄袭现象相似，校园里的学生抄袭也是一大顽疾。一项研究发现，缺乏热情、恐惧心理、资源的有限是学生抄袭的三大原因。这三点原因同样也可以用来解释社会上一些记者的抄袭行为。

例如，不认可自身工作的价值和意义，缺乏对工作的热情和兴趣，是进入职业倦怠期的记者常见的抄袭原因。如果记者认可自身工作的价值，并且享受写作的过程，那他们会更投入地从事原创工作；恐惧心理则指向了记者从事新闻报道时承受的压力；资源的有限、短暂的新闻报道周期等，是记者在做新闻时要直面的现实问题，为了完成稿件任务，怀着侥幸心理采取抄袭的并不在少数。

在极度追求时效性的内容创作生态里，记者从事新闻报道的压力被进一步放大。同时，媒体经营形势的恶化也对记者坚持专业主义产生了影响。不可否认，记者的一大重要任务，是用更少的时间、更少的资源做更多的事情。尽管大多数记者都在勇敢地迎接这一挑战，但仍有一部分人选择了“投机取巧”的捷径。

不能忽视的巧合性抄袭

2009年，摄影师Sarah Scurr向某摄影大赛提交了一张冰山拍摄图片，并获奖。6年后，另一位记者Marisol Ortiz Elfeldt宣称该获奖作品由自己拍摄，被Scurr抄袭。而后调查团队发现，双方都有作品的原始格式，两张照片虽然非常相似但并不相同。更令人惊讶的是，拍摄时，两位摄影师都在同一地点，并且拍摄时间仅相隔几秒。

由于这种巧合性的存在，现实中，当面对抄袭争议时，最大的挑战之一就是证明作品之间的雷同是否纯属巧合。不同作品之间的相似性是容易证明的，但是要证明这种相似是出于恶意还是过失，则要困难得多。通常，可以通过重复的类型（具体的文字、图像元素或抽象的想法）、相似的数量（句子、段落、图像之间的重复程度）、其他解释的排除等方法，检验作品之间的相似是巧合还是故意为之。

在针对疑似抄袭行为的调查中，“巧合”这一因素是必须被纳入考虑的。证明两个作品之间是否存在抄袭和被抄袭的关系，不能仅仅强调作品的相似性，更要花费更多时间证明这一相似性是不是由抄袭行为造成的。

面对抄袭，还可以做些什么？

提前核查

反侵权检测

首先，需要一些完全原创的作品作为靶向，通常由检测人主动选择确定。已确认原创的作品，可以拿去和外部作品进行比较，从而追踪判断外部作品是否抄袭或洗了自己的作品。

这一方法也是大多数媒体都在采用的版权保护手段。执行这一检测需求也需要一个大的、定期更新的数据库，并且能够进行快速的检索、追踪。其检测的核心在于外部作品与自身作品的匹配情况。

图片来源：视觉中国

版权管理工具

用户内容生产（UGC）模式已经成为内容海洋重要的组成，也是最易被抄袭、盗取的资源。

2016年，由于长期遭遇平台鼓励盗版的指责，Facebook推出了版权管理工具Rights Manager，用户可据此查看、管理Facebook上的音视频内容。

今年9月21日，Facebook宣布升级Rights Managerd，支持用户维护发布在Facebook和Instagram上的图像版权。在Facebook和Instagram上，用户可通过这一工具上传内容，并设置使用权限和使用白名单。当发现自身内容遭到擅自使用时，也可用规定的格式向Facebook发送著作权侵害报告。

引文支持工具

今年9月，Google宣布将推出协作文件处理软件Google Docs的新引文工具。新工具将不再依赖第三方工具或插件。在此之前，用户必须手动输入引文内容。Google在公告里表示，新工具将帮助用户轻松地插入文字引文。这一工具支持来源丰富的引文内容，包括书籍、期刊、网站和报纸等。

抄袭之后，身败名裂？

回顾上述内容，我们探讨了抄袭现象层出不穷的几大原因，比如行业认知标准的不统一、记者认知标准的模棱两可等。除了这些，还能借助一个维度来评估抄袭为什么成为了痼疾，那就是看看那些著名抄袭丑闻的当事人的结局。

今年6月，BuzzFeed网站主编Mark Schoofs向读者公开了记者Ryan Broderick的抄袭行为。Schoofs表示，目前已经识别出了11篇“不符合编辑标准”的文章。随后，Broderick遭到了解雇。

这并不是BuzzFeed同抄袭的第一次战斗。在2016年，当Benny Johnson被发现至少抄袭了40篇文章后，他也遭到了解雇。

对媒体而言，公信力和专业力就是一切。记者的抄袭行为不仅会给个人蒙羞，也会给媒体信誉带来严重打击。这也是为何许多媒体机构面对抄袭剽窃，常常会视而不见甚至加以掩盖。但近年来，BuzzFeed对抄袭的严厉打击，为其在严肃新闻界赢得了声誉。

不过，在2016年的这个案例中，Benny Johnson被辞退后又快速在媒体业找到了新工作，尽管他此后再次因为违反道德规范而被停职辞退，但据称他目前仍在行业内。

2012年8月10日，《时代》周刊专栏作家、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CNN主持人札卡利亚(Fareed Zakaria)承认其专栏文章抄袭了《纽约客》上的一篇文章，遭到了《时代》和CNN两方的停职处分。消息一出，这位曾有着举足轻重地位的明星瞬间被“粉丝”抛弃。但由于后续调查中没有发现其他违规行为，在调查结果公开后其又重返报社。

2009年，时任《纽约时报》专栏作家的Dowd被指控抄袭了某网站的一篇帖子。尽管涉及抄袭争议的内容非常少，并且Dowd自辩这些内容是朋友转述给自己的，他并不知情，但由于Dowd曾报道过总统候选人Joe Biden的抄袭案，并导致后者直接退出竞选，这一抄袭丑闻得到了广泛关注。

但在登出道歉信并接受编辑部公开批评后，目前，Dowd仍在为《纽约时报》撰稿。对于像Dowd这样的知名记者而言，孤立的、偶发的的抄袭丑闻可能只是其从业经历里的一朵小浪花，远不足以掀翻职业生涯。

上文提到的《纽约时报》明星记者Jayson Blair，在03年抄袭丑闻爆发后，离开了媒体行业。据称，他目前从事客户咨询工作，并且干得有声有色。

图片来源：视觉中国

简单追踪这些抄袭者后来的人生轨迹，可以发现，抄袭对记者的影响，取决于抄袭的严重程度、记者已有的声誉和社会地位、丑闻造成的社会影响等。在丑闻发生后，这些当事人的人生际遇也各有不同，有些彻底转行，有些则等待事态缓和重操旧业。

从这些知名案例中似乎也可以窥见，整个行业对于发生在内容创作领域的抄袭事件的宽容度总体是比较高的，标准是相对模糊的，惩罚方式更是因人而异的。换言之，抄袭的确会是职业生涯中的一个污点，但对于抄袭者继续从事这一职业的影响，并没有我们想象中那么大。

有人说，抄袭、洗稿是内容创作行业的“头等大罪”，但很悲哀的是，说这种话的人一直在被现实“打脸”。

时至今日，内容作品有了日益多样的载体形式，也面临着更为复杂的版权保护漏洞。针对抄袭的处罚正日益严格，个人因抄袭而面临的潜在损失不断增大，但是与此同时，抄袭工具、打抄袭擦边球的方式也在不断升级。再考虑到行业对于抄袭行为理解的差异和惩罚的不确定性，这些历史的、现实的原因相互交错，抄袭这个顽疾，依然在隐秘的角落里野蛮生长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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