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媒派：只留11人专职办报的新京报，是如何让编辑部“下岗再就业”的？

远远地，就看见青灰色的砖墙上缀着三个醒目的红色大字，入口则是一个雕龙画凤、翘角飞檐的仿古朱红宫门。有人倚着门口，向蓝天吐着烟圈。

幸福大街37号，新京报社就在这个由原六零八厂厂区改造成的文创园里。

从2003年创刊开始，《新京报》用十多年的时间在报界树立了自己的品牌。这家报社吹响融合转型的号角并不算早，迟至2018年10月31日，新京报APP才正式上线。

本期全媒派（ID：quanmeipai）推出融媒转型系列观察，聚焦全面转型中的《新京报》，看这家成立近17年的媒体，是如何在“好新闻，无止尽”的引领下追赶时代洪流的。

报纸编辑部的“下岗再就业”

如今，但凡是有点想法的报纸，都有自己的转型口号或发展定位。《新京报》的口号出人意料地简单直白：2019，全员转型；2020，全面转型。那么，《新京报》式的转型主要包含哪些方面呢？

告别报纸中心主义

2019年岁末，新京报社社长宋甘澍在一次媒体融合高峰论坛的主旨演讲中提到：“全报社只有11人专职办报纸”，其余五百多号采编人员，都转去了以客户端为主的新媒体传播矩阵。

换言之，在“移动优先，视频优先”的策略下，报纸可以依旧按照自己的规律和节奏进行着周期化的生产，但报社核心的资源配置完全转向了新媒体矩阵。报纸不再站在舞台的中央。

据了解，从2018年年底开始，该报记者发在报纸上的文章是不计稿费的，必须发在互联网上才行。都说考核是最大的指挥棒，这一招“稳、准、狠”地把大家带入到互联网这个主战场。

事实上，在媒体融合的浪潮里，大多数纸媒的报纸中心地位迄今并未动摇。在融合之初比较常见的做法，是做加法，即新成立一个新媒体中心去运营新媒体平台；到现在媒体融合进入所谓的“下半场”，则演变成一支队伍两个平台的模式，一般还是纸质媒体与新媒体并重。在这一点上，曾经以纸为贵的《新京报》显得格外决然。

在今年年初的总结表彰大会上，宋甘澍如此总结报社脱纸向网的决心：“下一步争取让报纸编辑部早点转型、早点下岗再就业吧。”

生产标准互联网化

在传统的纸媒组织中，为数众多的编辑记者还是习惯以报纸的生产模式生产新闻产品，然后把这些产品进行再加工，改造成新媒体产品。

在《新京报》转型的顶层设计中，产品必须按照互联网的特点生产出来，报纸再进行二次加工，处理成具有报纸特点的新闻产品。这一改变颠覆了以报为主的生产流程和组织方式，也颠覆了以文图产品标准为主导的标准设置。

所以，视频产品转化成图文报道反而成为一种常规的操作手法。报纸的栏目设置也以新媒体的栏目名为标准，比如取消了报纸“调查”栏目，新增“X调查”版块；取消“拍案”栏目，改为“重案组37号”版块；取消“人物”栏目，新增“剥洋葱”版块等等。

新闻生产的组织方式也根据网络化7×24小时的特点，进行了重新调配。例如，报社评论部的人员配置采取三班倒的方式，早上7点开始，到晚上11点，有突发事件时连夜跟进。像互联网内容平台那样，追求新闻热点全覆盖，24小时实时出稿，一周七天绝大多数时间无缝衔接。

同时，《新京报》将评论也进行了精细化区分，配合生产节奏，包括以半小时为发表周期的“微评”，以两小时为周期的“快评”，以三至四小时为周期的“沸腾”，以半天到一天为周期的“专栏”，平衡了对热点分析的实时跟进和深度聚焦。

打造开放式新媒体矩阵

以开放的姿态进行全网传播是《新京报》内容分发的思路。报社既重视自有新媒体平台建设，也主动通过多种形式利用各种互联网平台扩散自己的内容产品。例如，专门加大了在短视频平台上的渠道建设，积极入驻各流量平台的媒体号，如企鹅号、头条号、百家号等。

同时，结合版权合作模式，让生产的内容在全网主要的门户网站、互联网平台实现即时的分发与传播。目前，《新京报》大大小小的新媒体帐号有七、八十个。有的是主平台、大平台，有的则是垂类平台或者探索性项目。

报社一位负责人说，坐在屋子里是想不出新媒体爆款的，哪株小苗能长成大树也是要在成长过程中发现的。对这些新媒体矩阵，报社采取的是保障激励机制。如对新媒体项目有基础性的投入，也有一些奖励措施，比如流量高的有奖励，在一些重要榜单评选中获胜的也有奖励。

稳住新闻视频江湖一哥位置

提起《新京报》的转型，与腾讯新闻合作的“我们视频”是一个绕不开的话题。“我们视频”经过近四年的发展，拥有前后方采编队伍近200人（含部分长期实习生），原创新闻视频工作日日均产量135条以上，全网日均流量2个多亿。

在我们视频的发展基础上，《新京报》提出了要“使报社内容生产视频化程度达到50%，在App首页甚至是PUSH中，含视频表达方式的报道优先”的目标。例如，打开App最先出现的就是图片化的头条故事，滑动屏幕则能够变化不同的头条故事，点击之后即可进入专题报道。正式进入App后，它在不同的界面都开设了视频专栏。

除了社会时政等报道领域已经开始的视频化表达，其他如经济、文娱、体育、汽车、房产等垂类领域，也在着力推进视频化，这是该报今年媒体融合转型的重点之一。

新京报社副总编辑、我们视频总经理王爱军在今年5月接受全媒派访谈时，曾提到我们视频的“角色”——它不仅是报社转型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某种程度上也是中国新闻短视频的一个样板和评判对象。当下，因为时代发展变化太快，入场者众，竞争日趋激烈，对“我们视频”而言，现在还远远不到高枕无忧的时候。

《新京报》副总编辑、“我们视频”总经理王爱军

起步于2016年的我们视频，的确应该有危机感。从最初的环顾四野如无人之境，到明显感到短视频生产热浪滚滚，到2020年有几十家媒体投身到新闻短视频生产。报纸转型是否一定要转到短视频生产？它会像当初的新媒体编辑部一样，从一个加法式的存在，变成报纸的全员化视频转型吗？

不同的纸媒人，可能会有不同的看法。

一方面，网络环境的传播需要有更加丰富的手段，影像的直观生动性，现场还原度远远强于文字。随着智能手机的普及，5G时代的到来，普通视频的拍摄制作与传播成本变得相对低廉。这些都为影像传播提供了极佳的外部条件。既然从原先以纸为介质的报纸，转型为以网为媒介的融媒体，当然需要适应传播介质的改变，生产出更加适应网络传播的产品。

另一种观点却有所不同。因为无论是人才储备，还是思维习惯，亦或文化传承，影像明显是文图为主的纸媒的短板。事实上，我们视频在操作过程中也发现，长期从事文图报道的记者未必是一个优秀的视频记者。那种所谓的拍写编播几合一的“复合型人才“更是百里挑一。以己之短，争人所长，岂非不智？何况，哪怕是影像时代的到来，文字仍有独特的吸引力。对于某些深度报道的题材来说更是如此。

视频表达优先，这是一家报纸的选择。文图为主+视频报道，这是时下为数不少的纸媒的选择。很难说这两者哪一个是绝对的对或错，但有一点应该明确，对于一个机构媒体来说，在起风的日子里，有必要掂一掂自己的家底，根据各自不同的资源禀赋，对生产要素做出优化组合，以应对不断变化的外部环境。

做平台不是生死攸关的事，做内容才是

“只有拼了命地真做新闻，做真新闻，才能体现媒体的价值，把品牌打响。”

平台不是太少，而是太多；好的内容不是太多，而是太少。做平台不是生死攸关，做内容才是。

转移到互联网平台，深度仍然是《新京报》最核心的追求。围绕深度化这一核心，继“无原创不深度，无现场不深度，无思考不深度”之后又增加了“无视频不深度，无传播不深度，无App思维不深度”。

即便是新锐的我们视频，在介绍成功经验时，仍然把最传统、最让人耳熟能详的“原创”“内容”作为自己成功的核心经验。没有了这些，机构媒体的影响力、公信力和引导力就会大打折扣，甚至失去了存在的意义。

在内容为王还是渠道为王的争论下，眼见得互联网大咖们打造的聚合类平台高楼万丈起，鲜有传统媒体打造的新媒体平台能与其平分秋色。因而不少纸媒转向新媒体平台时总是犹疑着，在原创与聚合的平台定位间摇摆不止。

连客户端95%以上都是原创内容的《新京报》也承认，虽然以原创为主打，但是对于是否要做聚合平台也有一些纠结。目前也在有限度地尝试对一些有品质的UGC、PGC内容进行聚合，包括邀请500位自媒体入驻等等。他们认为，一般用户对客户端打开的频率不会太高，《新京报》希望在这有限的打开次数里，能更多地推给用户自己的原创内容及用户感兴趣的优质内容。

事实上，原创平台一定不可能是海量的、无限的，它只能以精品化的方式提供独特的内容。而聚合是用海量的信息来满足多样性的选择。对于以内容见长的媒体平台来说，原创的高品质内容始终是核心的存在。它的生存逻辑与价值体现必然与聚合平台有区别。

《新京报》这种坚持以内容立身的全员转型，是基于自身价值理念和优势强项的选择。

观察的都市报越多，越感到融合转型绝不是“一二一”齐步走。它其实有点像树林里枝桠分岔的小路，上面布满了先行者，探求者的足迹，但没有谁能告诉你，哪一条必定是通向光明彼岸的捷径。你必须检视一下自己的行囊装备，选一条适合自己的路，且行且观。既考验媒体的耐心，更考验从业者的智慧与勇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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